為什麼十幾億人每年要撥兩次時鐘？

2026 年 11 月 1 日，美國把時鐘撥慢一小時；歐洲則在 10 月 25 日完成同樣的動作。同一時間，美國國會正在審議一部要讓夏令時間永久化的法案：眾議院今年 7 月以 308 比 117 通過，參議院卻遲遲不願表決。一個為省電而生的制度，為什麼到了冷氣與 LED 的時代仍在沿用？而一個在公開諮詢中反對聲音佔多數的制度，為什麼這麼難廢除？

一、為戰時省油而生的制度

最早嘗試推動夏令時間立法的是英國建築商威廉・威利特（William Willett）。他在 1907 年倡議把時鐘撥快，讓人們起床時能多利用早晨的日光，但提案在他生前始終沒有通過。真正把制度付諸實行的是戰爭：1916 年 4 月，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為了節省燃料，率先在全國實施夏令時間，其他交戰國陸續跟進。

戰後，夏令時間幾度停用，又再次實施。美國直到 1966 年的《統一時間法》（Uniform Time Act）才統一全國的夏令時間規則；1970 年代石油危機期間，尼克森總統甚至簽署法案讓夏令時間全年實施，但法案生效不到一年就因為民眾不滿冬季早晨摸黑通勤而廢止。根據 2018 年一份綜合研究的統計，截至 2017 年全球共有 77 個國家或地區、超過 15 億人生活在夏令時間制度之下。

二、撥快一小時，要怎樣才能省電？

夏令時間原本的想法很直觀：把一小時的日光從清晨（多數人還在睡覺）搬到傍晚（多數人還在活動），晚間照明的用電就會下降。不過，要因此省下電，還得看幾個條件。

第一，傍晚的用電以照明為主。在白熾燈與戰時節約的年代也許如此，但今天傍晚的負載高峰往往由冷氣、暖氣與各種電器主導，照明只佔一小部分。第二，早晨增加的用電不能抵銷傍晚省下的電。撥快時鐘之後清晨更暗更冷，暖氣可能開得更早；傍晚更亮更熱，冷氣可能關得更晚。照明省下的，可能被冷暖氣吃回去。第三，人們的作息固定，非得調整時鐘才能改變上下班時間。如果人們可以直接在夏天提早一小時上下班，時鐘本身根本不需要動。

還有一個地理因素：緯度。離赤道越近，全年日照長度變化越小，能從清晨「搬到傍晚」的日光就越少；離赤道越遠，夏季白晝長，傍晚多一小時日光才顯著。同一套制度，放在斯德哥爾摩和新加坡，省電的前提就很不一樣。

三、省電幅度小，各地結果不同

美國 2005 年《能源政策法》把夏令時間從 2007 年起延長約四週，國會同時要求能源部評估成效。能源部 2008 年提交的報告，以概算法估計延長夏令時間共節省約 1.3 太瓦小時（約 13 億度電），約佔 2007 年全美全年用電量的 0.03%；另一項統計估計為 1.2 太瓦小時，95% 信賴區間約為估計值的正負四成。報告也發現春季延長段的節電效果（每日 0.50%）略大於秋季（0.38%），南部各州的效果較小，因為傍晚冷氣需求抵銷了部分照明節省；對汽油消費與交通流量則測不到顯著影響^[2]。

一場自然實驗，則提供了前後比較的機會。印第安納州長期只有部分郡實施夏令時間，2006 年才全州統一。經濟學家 Kotchen 與 Grant 利用這個前後對照，分析南印第安納超過 700 萬筆家庭電費帳單，發現夏令時間使住宅用電整體增加約 1%，秋季增幅達 2% 到 4%；換算成全州家庭每年多付約 900 萬美元電費，外加 170 萬到 550 萬美元的污染社會成本。作者的解釋正是前述機制：照明省下的電，被冷暖氣吃掉了，還倒貼。

不過，單一地區的結果還得與其他研究比較。Havranek、Herman 與 Irsova 2018 年發表於《能源期刊》的後設分析蒐集了 44 篇研究、162 個估計值，發現夏令時間期間的平均節電效果只有 0.34%，且研究間的差異主要來自方法與緯度：離赤道越遠，省電效果越明顯；亞熱帶地區在夏令時間期間的用電反而增加^[4]。這些研究呈現的不是一筆穩定的節電收益：平均幅度小，各地冷暖氣需求與日照條件，又會改變結果的方向。

四、被低估的成本：生理時鐘不跟著時鐘走

除了用電，撥鐘也會影響睡眠與健康。2008 年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刊登的一項研究使用瑞典全國心肌梗塞登錄資料（1987 到 2006 年），比較時鐘轉換前後的發病率：春季撥快一小時之後的第一週，急性心肌梗塞發生率比值為 1.051（95% 信賴區間 1.032 到 1.071），其中前三個工作日的上升達到統計顯著；秋季撥回之後的第一週，發生率比值為 0.985，與平常沒有統計上可分辨的差異，只有第一個工作日顯著較低^[5]。

瑞典登錄資料中的心肌梗塞發生率，在春季撥快時鐘後的第一週上升；作者把這段變化與睡眠剝奪連在一起。時鐘可以瞬間跳一格，生理時鐘卻需要調整；轉換後的睡眠時間與品質可能受影響。

五、為什麼不喜歡，卻廢不掉？

節電收益不穩定，撥鐘又會影響作息，為什麼制度還在？歐盟的經驗顯示，困難可能出在協調。2018 年，歐盟執委會在大型公開諮詢後提案終止一年兩次的撥鐘：那份公開諮詢收到 460 萬份自願回覆，其中 84% 支持廢除^[6]。2019 年 3 月，歐洲議會以 410 票對 192 票通過於 2021 年終止轉換^[7]。提案此後停在理事會：代表各成員國政府的歐盟部長理事會始終無法形成共同立場。根據理事會官方頁面（更新至 2026 年 8 月），此案沒有最終決定，也沒有決策時程，現行制度繼續運作。

美國也曾出現一院通過、另一院未接續處理的情況。2022 年，參議院以無異議方式通過《陽光保護法》，要把夏令時間永久化，結果眾議院始終沒有處理。2026 年 7 月 14 日，眾議院反過來以 308 票對 117 票通過《陽光保護法》（H.R.139）；法案次日送達參議院，交付商業、科學與交通委員會後沒有進一步行動^[8]，參議院領袖態度保留：有參議員指出部分地區的太陽要到早上九點才升起，冬季摸黑通勤的代價不容忽視；多數黨領袖則提醒，強制永久夏令時間「以前試過，後來被廢掉了」，指的就是 1974 年那個撐不到一年的前例。

兩邊都面對同一個協調問題：大家共用一套時間標準。任何一方單獨改變，都會在邊界上製造混亂，例如歐盟擔心單一市場內出現時區拼布。各國對採用哪一套全年時間仍有分歧，改制便停在共同規則的協調上。制度能否改變，也取決於如何分擔協調成本。

六、台灣試過，然後放棄了

台灣也曾反覆討論日照條件與作息的取捨。根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整理，1925 年台灣總督府曾評估實施夏令時間，最終未施行，原因之一正是台灣緯度低、日照長度全年變化小，收益有限^[1]；當時民間也有人批評，這項制度「真正有需要提早的是日本，不是台灣」。1937 年 10 月 1 日，台灣廢止西部標準時間，全島改行中央標準時間與日本一致，那是一次永久性的時區調整，一夜之間完成，與夏令時間每年兩次的來回擺盪形成對比。

戰後的台灣從 1946 年起斷續實施夏令時間，多數年份從春末到秋初撥快一小時。執行層面問題不少：部分機關自行縮短辦公時間兩小時，等於抵銷了撥快一小時的效果；各縣市下午上班時間不一致，民眾洽公經常撲空；輿論批評制度違反人體規律。台灣從 1980 年起不再施行夏令時間。回看這段反覆試行的歷史，低緯度的日照條件與執行時的作息衝突，始終是討論的焦點。

延伸閱讀：一週七天也曾面臨改制；那篇談的是共同休息週期，這篇談的是時鐘與作息。